- 作者：Oliver Burkeman
- 译者：韩大力
- 原文：Why time management is ruining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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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一，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类为有意义地生活而进行的永恒斗争进入了最新阶段。当时，谷歌(Google)的员工正聚在一起，听一位自诩为极客的作家梅林•曼恩(Merlin Mann)的演讲。他们最大的职业问题是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侵蚀了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挤占了他们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或者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时间。而曼恩，在个人生产力领域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似乎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为"收件箱归零"，其基本思想相当简单。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养成处理邮件的坏习惯：我们每隔几分钟检查一次邮箱，阅读它们并感到隐隐约约的压力，但几乎不做任何处理或者压根儿什么都不处理，因此这些邮件堆积成更大的压力反应堆。 当天在Google的硅谷园区，曼恩建议他的听众，每次访问收件箱时，都应该系统地把所有未读邮件“归零”。清晰地理出每个邮件需要采取的动作——回复，变成待办事项中的条目，或者归档。然后执行这个动作。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收件箱中的邮件数量归零。然后关闭你的邮箱，享受你的生活。
曼恩后来回忆说，“我其实就是在说，‘我不擅长处理邮件，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可能对你们会有点用’，只不过是换了个表达方式而已。“但他不小心发现了社会焦虑的"矿山”。成千上万的人在线观看了他的演讲，“收件箱归零”方法催生了无数的博客文章以及书籍和应用程序。这种方法简直成了极客们的阿特金斯饮食法，即便你自己没用过这种方法，你肯定知道谁用过。曼恩的追随者们得意洋洋地贴出了他们空空的收件箱的截图; 《纽约客》发现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像邪教，形容他的系统“介于山达基和禅宗之间”。 (《纽约邮报》称之为**胡说八道**。)
如果所有这些热情看起来很极端——毕竟，收件箱归零只是一套处理电子邮件的技术说明——这是因为电子邮件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就像一个无限的待办事项清单，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添加任何东西。 对于数字经济的“知识工作者”来说，这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传递机制，因为他们感觉到，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已经成了他们的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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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被压垮的经历：我们的生活被各种事情填满，我们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今天，曼恩帮助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发展，这项运动承诺只要采取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量身定做的时间管理建议，就可以缓解你的痛苦-。苹果应用商店的“工作效率”类别现在有数千款应用程序，包括模拟咖啡厅工作环境噪音的软件(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这可以帮助人们专注于工作)，还有如果你打字不够快就会删除你写的单词的文字编辑器。
提高个人生产力——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撰写了两本有关该主题的书，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60多个星期，而另一本书《一周工作四小时》的不切实际的诺言也吸引了全世界135万读者 。 有的博客开始提供高效约会的建议，以及约会后面的阶段的成果，高效育儿建议；美国的有些酒店里对住客的欢迎语也成了"希望你在我们酒店住的高效”。过去几年里，硅谷的初创公司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处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购物、洗衣甚至是吃饭，米黄色的代餐食物泥 _Soylent_），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可以集中精力做更多的工作。
然而，事实往往是，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术似乎加剧了它本应减轻的焦虑。你越善于管理时间，你就越觉得自己拥有的时间越少。 即使成功地实现了收件箱归零，人们也无法总是获得平静。一些人理解成每封邮件都应该回复，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束缚在自己的收件箱里。（这让我抓狂，曼恩说。）其他人一想到自己干干净净的收件箱可能有乱七八糟的邮件渐变的神经质，所以最后查看邮箱查看的更频繁了。我自己使用收件箱归零方法的经历也很沮丧，因为处理电邮变得超级高效意味着我最终会收到更多的邮件：毕竟，回复一个邮件通常就会收到对该回复的回复，以此类推。 (相比之下，粗心大意的人往往会发现忘记回复邮件会带来某些好处：比如人们会为他们唠叨着要你解决的问题找到替代的解决方案，或者他们在邮件提到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
时间管理理论的魅惑之处就在于，他许诺我们说，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然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工作以其无穷无尽而著称。如果收到的邮件源源不断，收件箱归零的方法就永远不会带来解放：你仍然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把巨石滚上那座山——你只是把它滚得稍微快了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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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谷歌演讲两年后，曼恩发布了一个杂乱而略显狂躁的**在线视频**，他在视频中宣布，他签署了一份收件箱归零的图书合同。但是他作为一个生产力大师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激起了他内心的矛盾。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我: “我开始通过演讲和咨询赚大钱，但我也开始感觉糟糕透顶。”“这个关于工作效率的话题会导致_最糟糕_的拖延，因为它让人感觉你在工作，但我制作的东西明确地告诉人们，‘看，过来看看怎么做你的工作，而不是做你的工作！ ”’
那本书的出版日期延后了。粉丝们开始问东问西。然后，又过了两年，曼恩发表了一篇**自我抨击**的文章，突然宣布放弃这个项目。这是一名男子3000字的嚎叫，他突然意识到，带着三岁的女儿日复一日地失踪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因为他正在“打一些我希望能取悦我的图书编辑的废话”，关于如何善用时间的问题。 他说他有罪，因为他“放弃了[我的]优先事项，却在撰写有关优先事项的文章…… 我无意中忽视了自己的忠告，千万不要为了辛勤工作破坏那些美好的事情。" 他暗示说他可能会写一本不同类型的书——一本关于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书——但这本书从未出现。曼恩告诉我：“这些天来，我基本上不在个人生产力这个行当混了，如果你提高了效率，只是为了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塞进你的一天。嗯，那你怎么知道那到底管不管用呢？“
我们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效率来回应现代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所有这些提升的效率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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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4000周，不可避免对如何使用这些时间感到焦虑：毕竟我们已经获得制定无数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缠一身能力，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其付诸行动。因此，如何管理时间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当时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撰写了《生命的短暂》（On The Shortness of Life）。他写道，“赐予我们的这个空间运动地如此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人刚刚准备好认真生活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生命已经已经走到了尽头，”并斥责他的同胞们在无意义的忙碌上浪费了他们的生命，斥责“他们裸露着身体晒太阳”。
显然，如何过好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公民没有经历过今天那样的生产力恐慌。(Seneca对如何生活的问题的回答与提高生产力无关：他认为人应该放弃对财富或高级职位的追求，转而花时间思考哲学。) 我们现代人的命运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觉得有义务通过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来应对时间的压力——即使这样做根本无法缓解我们的压力。
人们总觉得，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间带来的压力问题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加糟糕。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著名地预言，在一个世纪内，经济增长将意味着我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将不超过15小时-因此人类将面临最大的挑战：如何利用所有这些空闲的时间。 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论为什么事情会变得如此不同，但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认为，一旦我们的基本需求加上一些额外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慢工作的脚步。相反，我们会不断寻找自己需要的新东西。 根据你在经济阶梯上的不同地位，减少工作以换取更多的时间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通常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位时间管理大师，他是提出提高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时间压力问题这一说法的先驱。1898年他被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钢铁厂雇佣，任务是提高公司的效率。马修•斯图尔特(Matthew Stewart)在他的《管理的神话》(The Management Myth)一书中写道: “他凝视着覆盖宾夕法尼亚州数平方英里土地的工业园区，看着工人们把92磅重的铁条装上火车。”“有价值80,000吨的铁棒，要尽快运出去，以满足美西战争引发的新需求。 泰勒眯起眼睛，他确信这里有可以提高效率的地方。”
泰勒计算出，伯利恒的工人每人每天大约转移12.5吨铁——但不出所料，当他给一群“大块头、孔武有力的匈牙利人”一些额外的现金，让他们尽可能快地工作一个小时时，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 根据这个数据，再减去估算的休息时间，泰勒凭着自己招牌式的自信和不怎么拎得清的算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每个工人一天应该拌匀50吨，这个数字是工人平时工作量的四倍。
同样的薪水，却要做更多的工作，这种赤裸裸的行径工人自然会怨气冲天。但泰勒菜不管他们开心不开心，工人们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不需要理解他"科学管理法"的哲学。泰勒写道: “对一个生铁处理工人，首要的要求就是，他应该愚蠢，冷漠，他的精神构成应该和公牛一样… … 他应该蠢蠢到根本无法理解‘百分比’这个词的意义。”
泰勒试图强加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效率观念是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工程师那里借鉴来的。这是一种改善机器功能的思维方式，现在被转移到了人类身上。而且这种方法开始流行起来：泰勒作为这个话题的布道者十分高调，据历史学家珍妮弗 · 亚历山大(Jennifer Alexander)的记载，到1915年，“效率"这个词已经无处不在，新闻标题，广告，社论，商业手册，教堂公告板到处都是。到了20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人对德国力量的崛起感到恐慌，国家效率运动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联合起来。 (《旁观者》杂志在1902年写道: “现在，在社会的各个部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普遍呼吁提高效率。”)
不难理解其中的吸引力: 效率就是承诺把你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更便宜，而且耗时更短。 这又有什么错呢？除了你在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类，比如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人，其他完全没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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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时间钟摆到了这个世纪，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像泰勒一样冷酷无情地对待自己。随着效率的信条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市场经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个体化，我们慢慢内化了效率这个概念。在泰勒的那个年代，效率主要是说服别人（或者欺凌别人），让别人在相同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但到了现在 ，效率成了我们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根据传说，泰勒主义首次跨入个人生产力领域，是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总裁查尔斯 · 施瓦布(Charles Schwab)要求另一位名叫艾薇 · 李(Ivy Lee)的顾问提高公司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的时候。Lee 建议白领工人晚上列出自己的待办事项，按优先级列出六项最重要的人物，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按着这个列表，从上往下一项一项地工作。这很明显是一种压榨行为，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故事的后来，Lee 让施瓦布试行三个月，然后支付自己觉得合适的佣金，这个钢铁大王给他写了一张价值超过40万美元的支票，就这样，时间管理行业开始运转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大师纷至沓来，写畅销书，修改Lee的一些基础技巧，好让它们适用于设置长期的目标（1973年出版的《如何控制你的时间和生活》(How to Get Control of Your Time and Your Life)一书，作者是艾伦 · 莱金(Alan Lakein) ，他自夸曾为 IBM 和格洛丽亚 · 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提供过建议，还激励了了年轻的比尔 · 克林顿），并让它们适用于精神领域（比如1989年由摩门教效率专家 Stephen Covey 出版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
时间管理理论承诺给人们带来一种掌控感，现如今，宗教和社区已经无法提供这些东西，每个个体也极度缺乏这个感觉。在一个就业不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疯狂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而时间管理可以给你一个很有价值的优势。 的确，如果你是日益壮大的个体经营者群体中的一员，或者你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或所谓零工经济中的一名工人，提高个人效率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游手好闲”——泰勒认为是偷窃的一种职场恶习——那么唯一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人就是你自己。
总之，如梅丽莎 · 格雷格在即将出版的《适得其反》一书中所说，时间管理承诺在这个利润驱动的环境中，你仍然可以拥有有意义的生活。时间管理的先知们不断向你灌输的就是，只要学会这些正确的技巧，你就可以在满足雇主不断增加的需求的同时，塑造一个充实的生活。格雷格告诉我，这一承诺“每当经济低迷时，都会反复生效，无一例外。”
尤其是在高薪阶层的工作中，时间管理理论甚至还会低声诉说一种更令人向往的可能：真正的内心平静。当代生产力大师之王——大卫·艾伦(David Allen)在2001年出版的畅销书《尽管去做》(Going Things Done)中宣称：“即便你有做不完的事情，但你仍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保持一种积极、放松的掌控感，仍然可以高效运转。”“你_可以体验武术大师_所说的‘心静如水’的境界，顶尖运动员称之为‘the zone’。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生产力”将协调这些要求的重担直接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仅仅是为了在现代经济中生存——保住一份工作、支付抵押贷款、做个差不多的父母——仅仅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是否真的_应该_要求我们那么高效率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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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仔细观察，时间管理理论甚至无法兑现它所做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承诺。泰勒著名的效率运动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它后来并不是非常成功：伯利恒钢铁公司在1901年解雇了他，向他支付了巨额薪酬，这项运动对公司的利润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 (他的计划的一个持续后果是，这些计划一开始看起来似乎前景不错，但是长久运转起来，工人们会疲惫不堪，根本无法持续下去。)
同样，那些试图听取个人生产力大师建议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心静如水"并不能保证你可以做好你的工作。收件箱归零方法也一样，一般性的工作都是这样：你完成任务的效率越高，新的任务就会越早到来。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c · 诺斯科特 · 帕金森早在1955年就意识到的那样，“工作所需的时间会慢慢扩张，它会慢慢填满你拥有的工作时间。” 后来，这一现象被称为帕金森定律。)
然后是自我意识的问题：**几乎每个时间管理专家的第一条建议都是详细记录你的时间使用情况，但这样做只会增强你对时间流逝永不回的感觉。**至于专注于你的长期目标：你做的越多，你在日常生活中花费的时间就越多，你就会隐约感到沮丧，因为你仍然没有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你设法实现了一个目标，满足感转瞬即逝——然后就到了制定新的长期目标的时候了。 所谓的治疗方法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19世纪末开始，“省力”的家用电器的普及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家庭主妇和佣人的生活。科技的进步意味着洗衣服不再需要一整天弯着腰在水槽拍打衣服；吸尘器可以在几分钟内把地毯弄得一尘不染。
但是，历史学家露丝·科万（Ruth Cowan）在1983年的著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中向我们展示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让做家务的人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相反，随着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所期望的家庭整洁标准也随之提高。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保持完全干净，那么它就必须一直如此; 既然衣服从来不需要脏兮兮的，那脏衣服的就成了更大的禁忌。 现在，我们能够半夜在床上回复邮件。那么你在下午5:30收到的邮件真的要等到早上才能回复吗？
去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周末，一个名为“拿回你的时间” (Take Your Time Back Your Time) 的运动团体的成员聚集在西雅图一所大学的演讲厅，推广他们“消除过度工作的流行病”的长久使命。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探索过一种不那么关注个人生产力的生活。2016年的Time Matters 大会出席人数很少，部分原因正如大会组织者承认的那样，那是8月份，很多人都在度假，美国最热情的支持放松的组织几乎不会抱怨这一点。 但这也是因为，如今，即使是适度的反生产力也被视为一种颠覆立场，尤其是在美国。它不是那种以慷慨的企业赞助和有效的营销活动来吸引眼球的大型活动的平台。
参加会议的人会讨论类似一周工作四天的计划，还有比如取消夏令时，在周末举行选举等等，大体上就是让美国变得更像意大利和丹麦这样的国家。 (美国工作文化的批评者所要做的，就是不断渴望地凝视大西洋彼岸，那如同神话一般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南部的那些国家。)他们试图质疑我们对待时间的基本态度——即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多”。70岁的电影制作人约翰·德·格拉夫(John De Graaf)是该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他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似乎一点都没有放松下来，它说，“你总是听到人们说，更多的休假可能对经济有利。”“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从经济角度来证明生活是合理的呢？ 这根本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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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效率看齐，这样的对待时间的态度还有一个更隐秘的陷阱：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些压力，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高效地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呢。 这种态度意味着，你本来以为休息的全部意义就是休息本身，但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觉得这可能不太对劲了。这样，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却发现自己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旅行体验，而是为了往我们精神中的体验宝库加料，或是为了发几条 Instagram 。我们去散步或跑步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为了运动的乐趣; 我们养育孩子是，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一个未来的成功人士上。
评论家沃尔特 · 科尔(Walter Kerr)在他1962年出版的《快乐的衰退》(The Decline of Pleasure)一书中，注意到了我们体验时间的转变: “我们所有人都被迫为了利益而阅读，为了合同参加聚会，为了认识人吃午餐……周末呆在家里是为了修修房子。“在一个注重效率的文化中，甚至休息和娱乐也必须要有价值，因为它们必须达到它们的效果——一般是恢复精力，以便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几位与会嘉宾提到了亚利安纳·赫芬顿目前鼓励人们多睡觉的运动; 对她来说，休息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在公司里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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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这些提高的效率都没有带来它应该带来的好处，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在 Take Back Your Time 组织中，大家的共识是仅仅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够: 改革必须从休假、产假和加班政策开始。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尝试更舒服地、不那么高效地处理一些问题——比如拒绝某些机会，让某些人失望，或者拖延某些任务。 许多不愉快的家务活对于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只是习惯性地以为它们有那么重要而已。 赚更多的钱，实现更多的目标，发挥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潜力，或者融入更多的 群体，这些都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西雅图一个安静的时刻，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引用了环保主义者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话：“为了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如果效率和生产力的风气将经济健康置于人类幸福之上，那么它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对业务也没有多大好处，这也是个事实。 事实证明，企业并没有那么热衷于去吸取这个教训。
“在微软做了多年的咨询顾问之后，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人物，” Tom DeMarco 告诉我，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DeMarco是软件工程界的一个小小的传奇人物。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激光和晶体管的发源地贝尔电话实验室(Bell Telephone Labs)，后来成为管理复杂软件项目的专家，这个领域以成本螺旋式上升、错过最后期限和自我冲突而臭名昭著。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发表异端言论: 他开始争辩说，增加员工的时间压力是推动这些项目向前发展的可怕方式。他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加注重有效地利用时间。 恰恰相反: 我们需要的是放松下来。
德马科说：“多年来，我访问过的最好的公司从来都不是那么忙的晕头转。” “也许他们不时地使用压力，作为一种有趣的副作用。但压力从来不会成为常态。因为创造力不是天上掉馅饼。人们需要放松下来，靠在椅背，腿架在椅子上，才会思考。 一定程度上，给予一定的时间压力，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会有提升。但是，如果人们感觉自己脑袋上架了一杆枪的话，他们是不会有好的想法的，因为他们的好点子都已经被吓跑了。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很简单，总想着时间你就会总想着看表，而很多研究已经不断表明，看表会降低你的工作质量。在2008年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实验中，美国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完成爱荷华州的赌博任务，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决策测试，需要通过玩扑克牌以赢得少量的现金。所有参与者都被分配了相同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不同的是，一些人被告知时间足够了，而另一些人则被警告时间会很紧。 记者群体里笃信一个直觉，即最后期限的压力会逼迫他们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但与之相反，第二组的表现要差的多。意识到他们有限的时间引发了焦虑的情绪，这使得他们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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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德马科指出，在一个组织或个人生活中，任何效率的提高都需要做出一种取舍: 你摆脱了大量未使用的时间，但也放弃了那些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好处。 拜访你的家庭医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管理时间的效率越高，他们的日程表就会安排得越满——而一旦有较早的预约超时，你就不得不一直坐在候诊室里等。(毕竟，排队就是这样：别人效率的代价，由你来承担。)相比之下，在急诊科，保持这种意义上的“低效率”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如果只专注于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员工的时间，结果将是这个部门太忙了，根本无法接纳不可预测的来访者。而急诊科的存在的就是为了接纳这种不可预测的病人。
企业为了消减成本，专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他们也面临了相同的问题：员工投入生产的时间越多，当有了突如其来的新需求的时候，他们响应的能力就越弱。要获得这种响应能力，必须将空闲时间内置到系统中。
德马科写道: “一个能够加速但不改变方向的组织就像一辆能够加速但不能转向的汽车。” “从短期来看，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它都会取得很大进展。 从长远来看，这只是另一场车祸。” 他经常使用那些滑动数字拼图的游戏做类比，在这个游戏中，你围绕一个9块网格移动8块瓷砖，直到所有的数字都按顺序排列。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可用空间，您随时可以在空着的正方形中添加第九个瓷砖。只不过放上去之后，你就再也解不出这个谜题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是那个卡住的、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很难看出提高你的个人效率——试图将更多的瓦片放到网格上——会对你有多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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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更好地管理时间的冲动，也就是驱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Merlin Mann、我，或许还有你的冲动，都源自一个不难辨别的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恐惧。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除了人类生命本身以外的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比如地球或宇宙的生命——“我们随时都会死去”。 难怪我们如此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感觉，用塞尼卡的话说，就是在我们准备好认真生活的时候发现生命走到了尽头。 死而无事未做：这无异于永生不死的天方夜谭。
但是，植根于泰勒的效率哲学的对个人生产力的热情，使事情向前迈进了几个重要的步骤。它向我们暗示，只要找到正确的技巧，有足够的自律，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做好所有重要的事情，并最终会获得幸福。我们得自己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是的，那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加倍努力的工作，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谁能获益呢？对这些获益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很自然。但它也起到一种心理回避的作用。如果你能说服自己根本不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有足够的时间做每件事，那你就不会问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是否是正确的。
个人生产力运动称自己是忙碌人生的解药，但如果你把它看作另一种形式的忙碌，可能更说得通。 因为，它对我们产生的心理作用与忙碌一直起到的作用相同：充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样我们就不会有机会问自己那个可怕的问题：我就这样过自己的生活吗？尼采说过，“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付出的热情和不假思索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维持我们生活所必需的程度，导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这句话读起来好像是对我们目前处境的完美预言。“所有人都忙忙碌碌，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己。”
你可以随心所欲在你的收件箱中定义规则，但最终你还是要直面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如洪水般涌来的邮件，和你想要把他们全部处理掉的冲动，这些都跟技术无关。它们代表的是一个更大的、更加个人的窘境。你选择哪条路，放弃那条路？在你短得可怜的人生中，哪段关系对你来说更重要？你选择辜负谁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曼恩来说，有意识地直面这些问题让他觉得，很多人总会为他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指手画脚，还有最常见的，那件事值不值得花时间去做，到最后他自己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他意识到，即便是别人设计的最好的、最高效的邮件处理系统，也根本无法解决他的问题。他告诉我说，“最后，我觉得，邮件根本不是个技术问题，它是关于人的问题。但你很难修正人的想法。”